宁波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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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句话捧红了“宁波帮”
 发布: 2018/08/28 09:08:24 浏览次数:

l984年,因邓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豪言壮语,“宁波帮”举世闻名。

事实上,宁波商帮在十大商帮中属于后来者。然而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那么,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

创业上海

唐宋以来,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

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

红帮裁缝

随着宁波人的到来,一种具特色的同乡性行业出现在了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

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很快,他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

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首创金融

宁波人把钱庄办到了上海。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占了五个。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发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称雄产业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儒商一体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

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

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

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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