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奠基人之一:余姚金融翘楚宋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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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奠基人之一:余姚金融翘楚宋汉章
 发布: 2018/05/02 09:32:51 浏览次数:

  

1、一手“催生”中国银行

  宋汉章(1872年~1968年),名鲁,字汉章,余姚丰南乡浒塘廊夏宋家村人,1872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少年时入上海中西书院习英文,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职。又过了6年,他又通过自学考进了上海海关,任关员。“戊戌变法”期间,宋汉章一度去香港避祸,其间对各国在港兴办的银行发生了浓厚兴趣,仔细研习其制度和商业模式,烂熟于心。

  1900年,一个全新的机会摆在了宋汉章面前:大清官商盛宣怀在沪创办第一家官私合营的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宋汉章毅然离开待遇优厚的海关,去这家银行当了襄理,俗称“跑楼”。因天资过人外加熟悉银行业务,1906年,宋汉章被推荐到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设的储蓄部主持业务。到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宋汉章又被委任为上海分行经理,回到了上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宋汉章等人发起成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并于1912年1月3日呈请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将大清银行改名中国银行”并作为国家银行,获得批准。2月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先于北京总行6个月成立,仍由宋汉章任经理。

  从此,宋汉章的名字与中国银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后宋汉章任常务董事。1931年创办中国银行独资的中国保险公司并任董事长。1935年中国银行改总裁制为董事长、总经理制,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抗战爆发后,随中国银行迁香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回内地。

  1948年,宋汉章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汉章坚持不去台湾,被挟持至香港。

  1950年3月,周恩来在审定被接管后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时指示,对于原来的董事只要不是战犯全部予以承认,并特别指出:原中行董事长宋汉章和商股董事张公权、陈光甫等都要选为常务理事。1950年4月9日,中行新一届董事会在北京举行,在香港的宋汉章书面委托他人代表出席,结果宋汉章等3人均被选为常务理事。

  记者采访海外宁波人研究会负责人王耀成时他回忆,两年前,他曾出席中国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举办的“百年行,共成长”答谢盛典,浏览着会场上的“百年中行”图片展,王耀成十分感慨:“尽管图片中没有他的身影,与中国银行的年轻朋友提起他的名字,对方也茫然不知。但我知道,中国银行的百年历史,起码有50年离不开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中国银行的百年史将要另写。”

  王耀成2007年初在香港马会访谈忻礼轼先生,“90多岁高龄的忻老,祖籍宁波市鄞县东钱湖,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他对当年上海滩的人物轶事记忆犹新。由于工作关系,当年他对上海金融界接触了解尤多。忻老到香港后,又曾多次拜访宋汉章,听宋汉章谈当年中国银行往事,忻老对这位同乡前辈可以说是顶礼膜拜,赞叹有加”。

1912年8月~1928年中国银行总行(总管理处)在上海的办公楼旧址。

  2、维护信誉3次冒死抗命

  最令人称道的,是宋汉章刚直不阿的品格和独立不羁的人格。在中行上海分行任内,宋汉章曾经3次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中行和客户的利益抗命。他每次与之抗命的都是大人物:第一次是陈其美,第二次是袁世凯,第三次是蒋介石。

  1912年3月,沪军都督陈其美约宋汉章晤谈,以将该行官款收归民国政府公用的名义要求接收原大清银行商股,宋汉章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个人不能做主为由,没有答应陈其美的要求。陈其美又提出以沪军都督名义借银50万充作军饷,宋汉章又以不合手续为由拒绝。

  屡遭宋汉章拒绝之后,陈其美意欲惩办宋汉章。3月24日,陈其美设计诱捕宋汉章,将他关押在曹家渡都督府。次日,陈其美致电袁世凯、孙中山及各部总次长、参议院、各都督,污蔑宋汉章。但其污蔑之词无一可以坐实,宋汉章的被捕又引起了中国银行提款狂潮,社会舆论和金融上的压力迫使陈其美不得不将其释放。

  1916年5月,面临覆灭的袁世凯政权为向外国购买军火打内战,妄图攫取银行准备金,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两行发行的纸币,次日又以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停兑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于5月14日在《申报》登报表示照常开门兑现。

  由于群众担心停兑,人心惶惶,收兑之初一度发生挤兑,第一天即兑出现洋40余万元。宋汉章又特地委托8家商业银行、钱庄代办兑现,不到一周,群众看到中国银行实力雄厚、讲究信用,人心即趋稳定。而上海分行经此风波,信誉大增,此后兑券发行面遍及江、浙、皖、赣、鄂、川各省。袁世凯曾欲暗杀宋汉章,幸得上海银团的维护,宋汉章才未遭毒手。

  宋汉章“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的品格和勇气,使他在上海声誉日隆。《字林西报》称赞宋汉章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1927年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于4月30日要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再次购买五五附税库券100万元,并限当日即将100万元解往南京。宋汉章没有照办。

  5月1日,蒋介石又将购买库券的数额加码,并直接致电责难并威胁宋汉章,又派其总务处长俞飞鹏坐行督办。面对险恶的局势,宋汉章一方面与蒋介石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等人反映上海分行的困难:“宁浙两行再垫200万元已超出千万元之数……如坚欲急垫,必将动用准备金……纷纷挤兑,恐银行从此倾覆……”陈光甫、俞飞鹏等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从中斡旋,劝蒋介石慎重处置。蒋介石考虑再三只好妥协。

  宋汉章此举一出,更使上海中行在国内外保持了良好信誉,为业内人士所称颂,所发行的纸币凡印有宋汉章的签名盖章,民众就深信不疑。


  宋汉章铜像日前在余姚落成。

  3、恪守诚信一生尽瘁中国金融

  宋汉章在金融界如此受人尊崇,还在于他恪守诚信。

  宋汉章在1931年创立了中国保险公司,注册资本200万银元。公司成立当年,即遇上一笔重大的火险理赔。当年,荣毅仁家族在汉口的一个纺纱厂投保了火险,不幸该厂发生火灾,损失达200余万银元。

  如何赔付?如果如数赔付,将使中国保险公司倾家荡产,生存难以为继。但宋汉章坚持履约赔付,由于事前宋汉章严格控制风险,超过承保能力的部分向英商保险公司分了保,所以中国保险公司迅速做出了理赔,荣氏纺纱厂得以迅速重建。

  为此,荣毅仁家族在《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整版广告表示感谢,同时也等于替宋汉章的中国保险公司做了一个正面的宣传,使其信誉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宋汉章的成功也得益于他以德立身、严于律己。

  “现今电视电影中出现的近代银行家,多为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进进出出……但我自小至大耳闻目睹的银行家,完全不是这样的。”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根据自己对宋汉章的亲闻,这样写道,“宋汉章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一生尽瘁于中国银行。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

  上世纪50年代,宋汉章到香港后转往巴西,1963年回香港定居,1968年12月病逝于香港。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样一位大银行家身后遗产仅10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是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两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程乃珊介绍。

  宋汉章高风亮节,难怪香港报界赞扬他“清操励俗”。

  这就是宁波人宋汉章,信义经商,独树高标,适足为后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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