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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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与海洋文化
 发布: 2018/04/19 14:59:27 浏览次数:

河姆渡遗址的考古证明,早在7000年前,宁波先民就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了水上航行,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开拓对外交流空间。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一带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但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它表明,宁波先民曾经到达渤海湾,其远航能力可称当时之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海洋文化正是由河姆渡人肇始的,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

海洋文化,通常定义为人类依赖、征服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有人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倘若此说成立,那么古代宁波人对于海洋文化的贡献尤其卓著。

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载的“成王时于越献舟”。前些年宁波出土的战国铜器上,有“羽人竞渡”纹饰,更是当地人民以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甚至可以看作当时海洋文化的结晶。唐代的宁波(明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海商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大船,从明州(望海镇)放洋,用三昼夜时间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再进入博多津;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启程至值嘉岛,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抵达明州(丹石岙)港。这在1200年前决非易事,指南针尚未发明,完全“听天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宁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支信则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37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43-63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

北宋宣和五年(1123),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建造了两艘“神舟”,与六艘客舟一起从镇海起碇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客舟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可载二千斛粟”。而神舟的长、阔、高、大、人数及器用什物,“皆三倍於客舟也”;在海上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书中还明确提到,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浮针。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由此可见,当时宁波人的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足以傲视寰宇,独占鳌头,有力地推动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颠峰。

不过,按照笔者的理解,更倾向于把人类在依赖、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物质、形而上的精神品格视为海洋文化的核心。黑格尔断言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显然也是着眼于“冒险,进取”等搏击大海的精神品格,认为这是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一结论是偏颇的,反映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学者也对中国极其无知。其实,至少在外出谋生的“宁波帮”身上,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他们在征服海洋,海洋也在陶冶他们,天长日久,凝聚成一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四海为家

黑格尔的上述结论,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与海洋无关的误解,他在《历史哲学》中声称,对于东方人来说,“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应当指出,连中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费孝通关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论断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安土重迁,不轻易离乡,更不敢漂洋过海。但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个性相当复杂。就沿海地区特别是宁波而言,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习惯。

宁波三面际海,又有天然良港,“靠海吃海”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其中尤以宁波商帮为最。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619条,由此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而海洋的浩淼无际与常动不息,养成了宁波商帮豪荡的心胸,他们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天南地北,敢认他乡作家园。他们还以城市为跳板,北上、西进、南下,从城市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异国,随处都可见甬人经商的足迹。光绪《鄞县志·风俗》称他们“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甚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这就是清末民谚“无宁不成市”的由来。总之,黑格尔所谓“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论断,对于宁波商帮是大谬不然。他们四海为家,追逐利润,只要能有一片落脚的土地,便可以落地生根,并很快焕发出旺盛的生机。生活在海外的“宁波帮”,甚至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注意,邓小平于1984年明确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不言而喻,正是与海洋的积极关系,促使“宁波帮”养成了四海为家的文化品格,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走向异国。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宁波没有市场,连家庭妇女也热情地支持丈夫“出门做生意”。请听宁波民谣《小白菜》: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

上海末事带进来,邻舍隔壁分点开。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

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丈夫哪里来?

 

第二,敢于弄潮

西方人一直以为,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是他们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其实,同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国别或人种绝不是什么决定因素。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宁波帮”,早已铸就了“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精神气质。所以,当他们置身于同样险恶的商海,同样敢于站在涛头,积极弄潮,争创第一的观念格外强烈。

 

当五口通商,西潮东卷,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汹涌而入时,出身内陆、以传统文化为本的徽商和晋商,都因无法适应而衰败没落。“宁波帮”则紧紧抓住国门洞开的历史机遇,顺应潮流,立于涛头,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应对挑战。他们不怕冒险,创新求变,他们或用渗透法,或用转轨法,或不惜新立门户,终于成功地超越传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譬如在金融界,宁波钱庄原先略逊于山西票号,晋商抱残守缺,拒不改革;甬商却主动去吃第一只螃蟹,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发展到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反观山西票号,却已灰飞烟灭。

“宁波帮”不仅锐意改革,超越传统,而且敢为人先,勇于开拓,以浓郁的兴趣和超人的胆略,涉足西潮东卷所带来的新兴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均为“宁波帮”捷足先登。其他的新兴行业如钟表眼镜行,印刷出版业,电影娱乐业,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是他们率先投资,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帮”在经营活动中常领风气之先,其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并不输于西方人。

 

第三,风雨同舟

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海洋文化的经典特征之一。凡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是战胜困难的法宝。旅居在外经商奋斗的宁波帮也深明其理。上海四明公所在1874年、1898年的两次血案,是他们最早、最有影响的出色表现,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民气压倒洋气”的胜利。稍后,虞洽卿眼看沪甬之间的海上交通,长期被外国船公司垄断把持,不断提高票价,大肆盘剥,而且颐指气使,虐待乘客。于是他挺身而出,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投入“宁绍”、“甬兴”两轮与之竞争。外商自持财厚势雄,竟将票价由1元跌至0.2元,企图挤垮宁绍公司。这时,宁波旅沪同乡会毅然伸出援手,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捐集现洋10多万元给予贴补;而沪甬两地的宁波人,情愿多花钱也要乘坐宁绍轮。

宁绍公司成了“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14页)在沧海横流的时代,正是风雨同舟的海洋文化支持“宁波帮”度过了一次次危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其团结互助的力量尽人皆知。所以《鄞县通志》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

大海航行,需要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更需要舵手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梯山航海的冒险生涯,培育了“宁波帮”“性机警,有胆识”的特征,表现在经营之道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调查研究市场状况,在掌握和分析了大量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抓住机遇,果断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策,不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会财力陡增,事业腾飞。1980年,包玉刚跃居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但是,正当这如日中天之时,他以其独到的警觉发现了兴旺背后的“泡沫”,预见到世界航运业即将衰退的趋势,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弃舟登陆。他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船只,甚至不惜拆卸超级油轮作为废铁出售。而第一个猎物竟是没人敢碰的英资怡和系的九龙仓。包玉刚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使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增加到49%,成功地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从而避免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正是这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雄胆伟魄,托起了“宁波帮”的历史丰碑。

 

第四,守信如潮

汪洋大海,尽管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然而潮起潮落,恒久不变,准时涨潮,准时退潮,永远为依赖、征服海洋的人们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和便利,于是有了“守信如潮”的海洋文化。这对“宁波帮”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使他们意识到诚信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没有诚信,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商业变成了欺诈的代名词,诚信应当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因此,诚信是“宁波帮”最为看重的品格,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

清末民初,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又称信局或民局,业务遍及海内外。当时社会上有“票号是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而“宁波帮”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凭“守信如潮”。诚如潘子豪在《中国钱庄概要》中所言: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又据《宁波金融志》记载:“长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有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也就是说,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称雄于金融界。再如宁波帮支柱之一的西服业,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越是重质量,就越是重承诺,他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他们就是靠一诺千金赢得了大批订户和订单。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众多的“宁波帮”仍然认为人无信不立,应当守信如潮,这在商业道德上关系很大。

    作为意识形态的海洋文化,也许是“宁波帮”数百年来不封闭、不保守、纵横于中外商界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至少是“宁波帮”精神中的重要因素。当今社会,种种原因促使人们越来越热切地关注着蓝色的海洋。那么,“宁波帮”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就更应关注,以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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