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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文化——宁波帮辉煌岁月 不可磨灭
 发布: 2017/12/11 11:23:37 浏览次数:

宁波市区行会的存在,可以上溯到宋代。那时是用行、团来称呼这种行业组织的,不过用语还显得不够明确,它有时指店铺,有时指在无正式协同关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业或店铺群,有时就指行业公会(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卷上,1952年版;根岸佶;《中国行会研究》,斯文书院,1932年版)。从事同一经济活动的工商业者,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通常把店铺开设在一起。例如,清代中期,经营靛青输入业的靛青行业就有10家,它们在靠近宁波市区灵桥的奉化江东岸并排开着商店,同样,药商开在同一条街上,称之为药行街。在东门附近开有一排店铺,糖业、干鱼业、钱庄业则集中在江厦地区(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辛编《村落》;同书《舆地志》卯编《庙社》)。各种工匠辅也大半按专业集中在一起,这种形式的集中或组织,在宋代若是属于商店则称行,如果属于手工业铺子则称作(坊)。

自1191年始宁波有了明确而初具雏形会馆的记载。这是宋绍熙二年(1191),在明州(宁波)的福建藉海运业船头沈法询(发旬),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在宁波江厦街建造了闽商的保护神天后庙(光绪《鄞县志》卷12《祠庙》),即后来的会馆。信徒都是海运业行会和成员。

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一个团体则是明代末年之事。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首先在北京落户,开拓市场,设立“鄞县会馆”,这可以看作宁波会馆在外地初期开始形成标志。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是旅京的宁波同乡公益会所建的四明会馆。1929年会馆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记云“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从四明会馆碑记的叙述获知,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商人为主的同乡会馆。稍晚于鄞县会馆的,还有座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会馆中的碑记亦云:“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公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立的财神庙成衣行碑中,记述了创办浙慈会馆的缘起和经过。碑文云:“当时北京的成衣行都是浙江慈溪商人,他们来京贸易,为全国各省徒弟授艺。因而,这座由各成衣铺掌柜、伙友出资兴建,专供成衣行祭祀财神用的会馆,取名浙慈会馆。这是旅京宁波成衣行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

光绪年间,在天津,宁波著名的商人严信孚、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而成员多数是宁波商人,会务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巨商掌握,成为宁波商人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此后,天津的宁波商人声势益壮,商业中心劝业场所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巨商所经营。天津的进出口贸易、金银首饰业、银行保险业、绸锻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大多是会馆中的主要人物与商业巨子,因此,会馆作为商贸活动的载体,有相当大的势力。

宁波的商人,随着贸易的发展,不仅在北京、天津大都邑创办会馆,而且在全国各地迅速扩展,以会馆为联络场所,结伙经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宁绍商人在江苏常熟熟创设宁绍会馆。在《常熟宁绍会馆始未叙》中云,宁波、绍兴一带人素以着贾著闻海内,经商足迹遍及通都大邑。常熟号称江苏富饶地区,商业繁盛。宁波、绍兴两郡商人在这里经、留居、为时既久,人数亦多。有识之士深以没有一个团结同乡的组织为憾,因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宁波商人叶林春为首集资置地,创立宁绍会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起浙宁公所。据《夏口县志》记载,宁波会馆在九如桥,清乾隆庚子年创设,用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旧名浙宁公所,清宣统元年改宁波会馆(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

在上海,宁波商人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扶助的观念也日益强烈。嘉庆二年(1797),在黄元圭、泮凤占、王秉刚的倡议下,捐资置地,在上海二十五保四图创设四明公所(《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条)。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的一批宁波商人,为了开拓上海的经营业务,团结同行,又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上海县续志》云:“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1819)甬商董萃记等创建。”是经营沙船航运业的宁波北号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明公所在上海日晖港购地30多亩,广构屋宇,扩充办事厅堂。上海各个会馆汇于公所(《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条)。这说明上海的宁波各行商团势力之强大。

苏州乃商人辐辏、市肆喧阗的繁华城市。宁波的丝绸业商人不但在这里创立宁绍会馆,而且煤炭业商人也创设了刊震公所。宁波商人几乎独占了苏州的煤炭行业,在苏州阊门外煤炭公所里,有一块碑,碑文说:“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都是宁波、绍兴籍商人。在光绪年间,在南濠大街147号创立浙宁会馆。”

此外,南京四明公所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1939年才建立四明公所,在广州于于青嘉庆年间建定海会馆。

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他们活动地域不限于北京以及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中下游繁华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各地。所以《鄞县通志》商业篇中云,邑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

同时,宁波商人不但在国内拓展商贸活动,而且径直海外经商者,亦蔚然成风。《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慈溪县志》亦云,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国也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旧属宁波地区各县统称宁波,商人亦以宁波人为荣,出洋过海当以日本和南洋为主。被人所称“三把刀子闯天下。”这批人多为手艺的劳动者。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传统的美德勤劳奋斗的双手,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

为了团结海外宁波商人,根据不同的情况,海外亦成立了会馆。这些会馆主要有宁波人为主体或参加的会馆。

在一依带水的日本涵馆中华会馆,创建于1907年。日本横滨三江公所,建于1885年。日本长崎和衷堂三江公所,建于1878年。日本神户三江公所,建于19世纪末。日本大板三江公所,建于1887年。

泰国江浙会馆,在曼谷,建于1923年。新加坡三江会馆,建于1906年。欧州汉堡中华会馆1929年建立。这证明由宁波商人为主体的会馆,从全国拓展到全世界。

在宁波市内与福建商(漕)运业和南号海(漕)运业者还各建立了一个会馆(天后宫),以后又建立了两个天后分庙,一个建于象山港北的大嵩卫所旁边,另一个建于宁波三江口,与南北海商分所相邻。南北海商公所是南号、北号海(漕)运业者共同参与的行会会馆。这期间,福建商人在江厦地区建立了新的会馆(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卯编《庙社》)。清咸丰四年(1854),数千福建籍人移居宁波,他们大多从事海运业。其中泉(州)帮和厦(门)帮从事砂糖、谷物、木材、藤材、杂货、干果的交易,兴化帮从事生鲜、干龙眼交易(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19世纪末,在宁波市区的同乡会馆,著名的有福建商帮组织的闽商会馆、广东商帮组织的岭南会馆、山东连山商帮组织的连山会馆、徽州府商帮组织的新安会馆等。反映了宁波港城经商的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为了维护各自商团的利益,组建了各种会馆。说明宁波是会馆的发祥地。当然最为出名的当推出宁波北号的海(漕)运业商人创办的庆安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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